台灣出版業界每年的年度大事之一，就是台北國際書展，今年已邁入了第十八屆。
由於早年購書並不是那麼方便，所以每年的台北國際書展，就成為讀者每年必定要參與的朝聖活動。而各出版公司也無不好書盡出，將年度的重點書藉此場合介紹給讀者。終年都窩在出版社，孜孜矻矻地與文字搏鬥的編輯們，也都出現在展場擔任銷售人員，並熱絡地與出版同業們交流。近幾年由於網路的發達，購書變得容易，閱讀實體書的人在減少，書展的獨特性逐漸消失，參展的出版社和讀者也逐年減少。台北國際書展究竟何去何從，這是令出版業界和讀者所關切的。
今年的台北國際書展，將於一月二十七日至二月一日在台北世貿中心舉行。或許，台北國際書展面臨著轉型；或許，你也是網路購書族，但是，還是需要大家繼續支持和參與這個出版業的年度盛事，你們的支持，就是對我們出版人最大的鼓勵。
大乘佛教與現代世界
據朱友漁指出，肇始於滿清末年的第一階段中國佛教復興，從本質上來看，重點是政治面多於精神面。換言之，在滿清末年與民國初年這段期間，中國佛教界的最大企圖，就是從組織方面革新佛教，使中國佛教能再度活躍起來。中國佛教界與居士對佛教在國家社會陷入危難之境，深感憂心，因此積極思考如何重整佛教組織，以有效因應動盪變化的環境。他們不只關切外界對於佛教的不良觀感，也憂慮佛教內部的問題，他們瞭解這兩件事都是不容易處理的。許多知識分子與一般民眾同樣都看不出佛教的修行與致力於國家的再造和壯大之間，存在著什麼關聯，中國佛教界似乎也無法處理地域主義、宗派主義的問題。此外，有為數眾多的僧侶則忙著營生賺錢，耗費時間在為往生者超度的工作，這也是造成佛教居士對佛教的支持逐漸減少的原因。
朱友漁做結論指出，國民政府初期的第一階段中國佛教復興工作之所以失敗的主要原因，顯然是因為整個中國佛教界缺乏重大的精神覺醒。此刻，最需要的就是出現一位才能與恆心毅力兼備，並且具有挑戰精神與道德修養的領導人。朱友漁於1921年如此寫道：
第一波以增進精神修養為目的之佛教復興，其所以失敗的大部分原因，就是因為沒有一位真正偉大的精神導師。現在，這樣的領導人特質似乎就出現在太虛法師身上，他是一位學問淵博並具備聖人性格的和尚。隨著太虛的出現，開啟了第二波的佛教復興。第一波的佛教復興本質上是政治面的，而第二波本質上是精神面的，其主要重點在於改革僧團，依據現代哲學去改進佛教的教理，並以佛法促進人類的幸福。
雖然朱友漁預測太虛是促進「第二波」佛教復興的唯一催生者，但是此一說法略顯誇張。不過，太虛在國民政府時期對佛教復興所作出的貢獻，的確無人可比。他試圖將大乘佛教連結到新中國的生活，並為二十世紀的菩薩道提出了入世的描述──然而，太虛推行現代化與積極參與促進社會福祉的作法，卻被有些人根據傳統的標準加以批評，稱其為背叛佛教。不過，他仍號召了許多中國的虔誠佛教徒，而且，中國、台灣以及世界各地仍然有許多人繼續從太虛身上尋找希望。
太虛了解其個人的角色，他一方面要詮釋佛教這個古老的真理，一方面也要說明佛教如何應用於現代社會。由於擔任這樣的角色，他非常關切維護信仰自由的必要性，以及提高佛教水準。因此，他於1913年八指頭陀的追悼會上演說時，即提出佛教界應推行三種革命。就「組織革命」而言，太虛是一位毫不懈怠的理論家，儘管不一定能夠成功地實現其計畫。其次，關於「財產革命」，他呼籲僧伽要多從事具有生產力的工作，並與受過教育的居士多保持密切合作，以確保教團長期的財務穩定。至於「學理革命」，太虛也希望佛教徒能夠學會表達佛教經典所帶來的啟發，忠於釋迦牟尼佛的原始精神，並讓它適用於現代社會。
太虛指出，中國和世界最需要的是一個復興的佛教，能致力於開悟、鼓勵新式教育、行菩提道、做慈悲為懷的社會服務等工作。正如密立肯於1923年指出：
處在知識分子普遍覺醒，社會、政治和宗教制度皆錯綜複雜的這個時代，中國的佛教思想都隱藏在傳統典籍之中，其中，有許多典籍並不是一般讀者能夠輕易獲得的。而且，這些典籍使用的是古代、造作的文體，因此只有專家學者才能讀懂。其嚴重情況，更甚於出現方言聖經之前的歐洲基督教。而且，無疑的，歷史以及講求方便的現代趨勢，也迫使太虛與獻身佛教的熱衷人士堅信，佛教如果要存續下去，一定要使用一般學者可以輕易瞭解，同時也是現代人所熟悉的語言重新詮釋。
於是，太虛嘗試重新詮釋中國佛教，強調必須與現代世界息息相關的一種特殊的佛教信仰方式。這樣的信仰方式，在中國佛教史上肯定是史無前例的，而卻是太虛在生活與工作中所特別重視的焦點。做為一位倫理型虔信者（ethical pietist），太虛對自己的精神修行傳統的基本瞭解，傾向於圍繞在社會責任的問題上。太虛關切的是，大乘佛教可以處理當代的獨特病灶，而且能夠將這個世界轉變成一個淨土。
依照太虛的觀點，觀念的革命事關重大。因為人類的思想模式與人類行為之間，關係相當密切。太虛曾就人們對道德責任上的錯誤假設與認知所造成的後果，提出如下看法：
現在的人已經很少有這種堅拔的信心了，所以修行的成績也大不如前，有些人甚至連一點腿痛也忍受不了。這大概是現代的環境太好了，有風扇，涼風；以前冰天雪地，大家盤起腿也是這樣用功。這樣好的環境再不用功便實在可惜了。
故有人、我分別，執之一往焉而殺機起。有愛、惡分別，執之一往焉而盜貪起。有男女分別，執之一往焉而淫慾起。三為根本，執之一往焉，於是世界相尋，眾生相續，業果相輪，而緣起無盡。有遠因，有近因，有多因，有一因，相似相續；一人、一家、一團體、一世界，綜錯紛披，窮無所極。斷根本之緣，息分別之執，則迷者可轉而之於覺，黑暗、苦惱、醜陋、惡濁者，可轉而之於光明、安樂、莊嚴、清凈矣。
太虛認為，如果大乘佛教要變得有意義，佛教就必須關注其最深奧淵博的宇宙觀，與適合現代世界的道德典範兩者之間的關聯性。佛教領袖必須開始將對於宇宙的卓越理解，用來建立現代社會上的積極生活形象。太虛認為，如果能夠運用創意的新方法加以實現，就可以消除貪、瞋、癡，而且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會被這個獨特的可能性所吸引，相信它存在於菩薩道上。然而，許多人卻誤以為佛教是一個重視來世的宗教，僧侶們只關心他們個人的精神福祉。針對中國普遍瀰漫著這樣的誤解，太虛認為佛教界應自己負起這個責任。儘管如此，大乘佛法的核心就是智慧與慈悲的結合，這個教導說明了成佛的真實道路。因此，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將具轉化作用的「空觀」，用以支持道德典範，而在日常生活中實踐這種具轉化作用的道德規範，最後終將引領人們至一個接近開悟的體驗。
因此，對太虛來說，最核心的提問就是大乘佛教在現代世界的意義。而其中太虛所努力斟酌的最根本問題，就是以一位佛教徒的身分，處在二十世紀因應各種危機的時代，該如何思考並做出負責任的行動。在重新闡述佛教的過程中，太虛希望能將佛教教團引導至現代化的形式，並「超越」之。換言之，太虛不只公開表達了他對國家當下的期許，而且也有一份長遠的理想──也就是當佛陀的目標在全宇宙實現時所成就的烏托邦時代。太虛這種理想主義的性格，促使他對傳統中國佛教進行激進的改革，並進行精簡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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